我这个人一直是比较虚荣的。记得是从要去北京读博士但还未去的那个暑假开始,但凡在不知底细的人问我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都理直气壮面不红心不跳地回答说:“北京来的”。我曾经担心,这样的对于虚荣心的满足终于在博士毕业,恋恋不舍地返回陕西师大执教后,将不得不收敛起来了。但情况是,大学是一个讲究门第和出身的地方,于是,每每在各种需要用到出身和门第的场合,我都会听到我的大胡子院领导自豪地宣布道，“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王一川老师的学生。”
我的导师王一川先生的名字成了我出身和门第的一部分，远距离地发挥着影响，这样的事实，随着先生职务的变更，愈演愈烈了。先生做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院长后，由于该学院在我所带的艺术生的眼里无疑是考研圣殿之一，于是我的形象也蒙上了一层富丽且梦幻的色彩。后来又听闻先生做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连我也在一瞬间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自己一下子与中国最高等学府之一的艺术学院产生了某种联系，有了一些做梦的可能性。但很快的，被说的多了，我倒真真正正地起了些“逆反”的但更主要的是羞愧的心理。“于丹啊，我不认识，也没有给我上过课。”“我是太阳成集团tyc7111cc文艺学专业毕业的，真抱歉！艺术与传媒学院的老师我不是不熟，是压根儿不认识啊。”“推荐信我当然乐意写，但就我在学界的影响，恐怕对你的帮助不大哦！请你有这个心理准备。”我知道,那些迫不及待地满怀希望地有时候甚至是大包小包地来找我的人，尊敬的是先生的努力、荣誉和学界的影响力，而我，这个六年以来学术上还处于蹒跚学步并无精进的先生的学生，实在没有什么颜面和资格靠先生的光环来光鲜自己。当知道找我也无法走捷径到达自己的目标后——当然,我确实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我这里就渐渐门可罗雀了。
事实上，在先生面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光鲜的值得让他骄傲的学生，相反，在我们相处的三年的时光里，今天依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些由于我的弱点和漏洞而颇感窘迫的几个瞬间。
小马的普通话讲得不错
2004年我的考博没有什么设计感，完全是出于学术兴趣和个人魅力的感召，我选择报考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一川教授，还预备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远婴教授。北京大学的分数出来较早，除了英语成绩还算差强人意以外，我的专业课成绩都低得让人咋舌。 查阅完北大分数的一些天后，我照例在公寓的阳台上呆望天空以遣散北大失利的阴霾，便接到了王一川先生告知我被录取的电话。
我自然是兴奋若狂，但声音还算镇定，倒是先生的声音听起来亲切但略显紧张。后来跟随先生读书，才越发感到先生声音中的单纯和容易羞涩实在和他本人很是搭配。曾经有北师大的学生在私下评价说：先生是北师大最“纯情”的老师。我个人觉得“纯情”二字还蛮准确。简单、朴素、纯粹、正气、心无旁骛，对自己的领域无功利的热爱而且踏踏实实地劳作。或许是以后的三年被先生的“纯情”感染，我到今天还保持了一些被过于社会化的急功近利的人不理解但学生却感喜爱的单纯，我很在意先生给我的这一品质。
两个月后，我拉着大大小小的箱子来到了北京，经过几天忙乱的休整我正式成为了王门的一员。王门是个大家庭，我到今天都回忆不起三个年级的博士和三个年级的硕士加起来究竟有多少人。关于人数的记忆虽然是模糊的，但进入王门大家庭后的震惊体验却非常清晰。你仿佛是推开了一扇大门，绕过照壁，走上了一条长长的游廊。游廊上三三两两地站了些人，有的垂钓，有的赏玩，有的吟诗，有的作画，有的冥思，有的清谈。每个人都是高深莫测涵养深厚的样子，连年轻的娃娃们也各个都是古灵精怪灵气逼人。
游廊上的人都来历不凡，他们都已找到了自己的园地，都因为丰厚的积累和对自己园地的热爱而显得闲适自在。对于我这个初来乍到者，人们很亲切，但即使是亲切的攀谈也不能让你的紧张感有所缓解。每一次攀谈中都会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差距，差距带来的小小的刺痛加在一起就成了大大的震惊。
大概每个人进入一个陌生的且向往已久的环境总是要经历震惊体验的。这种震惊体验并没有伴随对环境和人的熟悉而有太多减退，由于王门里有太多经历“第一次”的机会，第一次的师生对话，第一次的学术讨论，第一次的读书报告等等，学术的新鲜感和找不到方向的刺痛感相伴而来。先生的一句话可以印证我当时的窘态和痛苦。具体情境已经记不清楚了，大概是一次“从游式”的学术讨论会后的相对轻松的环节，先生就王门同仁们的表现做了简短的评论。我的同门师兄师姐当然也包括研究生的师弟师妹中是很有一些人才的，即使是和我同级的另外三位年龄稍长的师兄也各个身怀绝技，黄世权是同级的大师兄，硕士时就是先生的学生，放荡不羁但学养深厚；赖勤芳师兄和程慧哲师兄，一个是浙江师大的老师，一个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都已有长时间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经验，他们获得老师的夸赞是理所当然的， 只有我,考博时靠了一些灵气和聪明劲侥幸得以进入的学生，在被评价的时候终于让先生犯难了。“小马嘛，普通话说的还是不错的。”老师话音刚落，我便敏感的感到了先生的无奈，又要实事求是，又要借机鼓励，在还未发现学术优点的前提下，只好夸赞我的普通话了。先生也许已经忘记这句不经意的话了，但我敏感地记住，常常自嘲，更是常常鼓励自己，找到位置，找到方向，找到实力。在任何地方，普通话和聪明还有灵气即使勉强可以是优点，但绝不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优势。
卡里斯马事件和我的噩梦
考博时狠狠地看了先生的论文和著作。2004年的大年初二,我就一个人开始在研究生公寓里点灯熬油地复习，几个大笔记本都写满了阅读笔记。我的习惯是将经过总结的知识结构或者是有启发性的只言断章都写在笔记上，书看完了，就放在一边，再回过头来一点点儿地琢磨笔记，需要记忆的就在底下标注上横线，需要融会贯通或者拓展的就想办法在旁边的空白处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做上引注，考试前一遍遍地翻阅笔记就可以了。但应付考试总是有些急功近利的，在有限的时间内，为了把握先生当下的学术兴趣，在考试时能有的放矢，便挑拣了先生的几本新著做了重点阅读，而对先生的整体学术体系和学术脉络则不甚了解。
前文中我已叙述过我在“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后所经历的震惊体验，这体验的时间蛮长，结果就是我在读博士的过半的时间里都有点气急败坏抓抓挠挠的。除了先生开具的必读书目外，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能聚焦一个有点与众不同但可以深入挖掘的学术领地。而且那时候又沾染了逐新的毛病，道听途说些学术新潮和新名词，就此随波逐流。先生的书是不看了，经典著作也放在一边，像匹兴奋的小野马，哪里有新鲜的水源和草地就往哪里奔突，外表繁忙热闹：逛京城、看影展、听讲座、读西书、追学术明星、找体面的兼职，等等。一年半的时间倏忽而过，而我在热闹的左奔右突后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学术家园，但对此我好像也不以为意，还是浑浑噩噩地浮躁着。
应该有让我警醒的事情发生了。
博士二年级的第一个学期照例有中期筛选。北京的学校对发表论文的要求都不严格，66在量化的指标上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需要紧张的是由文艺学中心的全体导师参加的中期学术面试：导师们就本专业的基本书目提出问题，由被面试人当场作答。按照惯例，自己的导师是不参与自己学生的问答环节的，只负贵对其他导师的学生提问。其实，这样的学术面试不仅是对学生阶段性学习的检验，也是对博士生导师教学成果的检验，虽然谈不上剑拔弩张，但绝对暗流涌动。 先生的学生一直以来在北师大文艺学中心的导师中都有良好的口碑。扎实的基本功、敏感的问题意识、清晰的逻辑性、再加上卓越的表达能力，通过的安全系数不仅很高，有的更有上乘的精彩表现。果然,我的三个年长些的同门师兄都安全通过了，轮到我了。先生是不能讲话的，他沉稳地坐在一边。相继有几位老师问了问题，我的回答算不上精彩但还算顺遂。就在面试快要结束的时候有老师问道:“什么是卡里斯马，谈谈你的认识。”卡里斯马，卡里斯马，一个似曾相识的名词，卡里斯马，卡里斯马……答案似乎就在嘴边但为什么脑子一片空白。我怔怔地坐在座位上，开始还试图吞吞吐吐地说些什么，但后来还是识相地闭上了嘴巴，沉默地坐着。提问的老师对我的表现很是诧异。他告诉我说：“这不仅是一个你应该知道的基本的概念，而且你的导师王一川教授曾专门著文写书论述过这个概念，《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199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回去好好看看。”这位老师的话还算温和，但我知道，我对卡里斯马概念的盲区已充分暴露了读博后的所有问题，更可能成为以后的导师劝诫自己弟子的典型案例。先生应该是尴尬的，但他自始至终没有指责过我，倒是同门的几位师兄还有相好的几个朋友善意地表示了指责：“小马你怎么搞的，这个怎么能不知道呢?”
卡里斯马事件的情景成了我的噩梦，也在心里形成了一种情结。到我自己做了老师以后，在本科生文艺学考试的卷面上，在研究生面试的问答环节，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问到这个问题。中期筛选的噩梦后，我虽然算不上知耻而后勇，但还是消停了好长的时间。与东奔西突的学术逐新比起来，了解并且尊重自己所在的学术传统，踏踏实实地建设自己的学术根基更为重要。学术传统和学术根基就像一圈圈的涟漪，也像树木的年轮。从导师的学术理路和学术关切、同门之间的学术拓展、所在研究中心以及学校的学术风格、该方向与该学科的学术传统，层层激荡开去，可以不认同，可以创新，但要尊重，如此才能找到自己的学术回音。
博士论文的坎坷
紧接着中期筛选，博士论文的开题、博士论文的写作以及提交初稿等等就接踵而至了。提起博士论文，估计每一个读过博士的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血泪史。选题的犹豫不决辗转反侧磕磕绊绊，查找资料的不易，写作的瓶颈和艰难，与导师沟通后的漫无止境的改动，答辩时的担惊受怕…….但所有这些都是不应该被提说的。这些都是该付出的劳动，该受的罪，是分内的事，人人都一样。而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值得被提说的地方，则在我刚才历数过的难关之外。
看过了我的论文初稿，我的导师王一川先生呆住了。
先生呆住了，他立刻给我打了电话，从声音里便可听出他的紧张。返回的电子版论文初稿中密麻麻地插入了先生做的批注。在论文的首页赫然的写着初稿的两个致命伤：一是论文选题和论述没有焦点，需要重新聚焦。这意味着论文从选题的焦点到结构的安排都要推倒重来。二是论文语句不通顺，有很多句子晦涩难懂，基本的段落划分和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有问题。如果说需要重新聚焦还只是让导师紧张，那么，我的第二个致命伤才真正让先生始料未及了。“我没想到小马是这样写东西的”，这也许就是先生当时的心声。到博士论文写作的时候才集中暴露学术习惯的问题，这实在是太晚了。我从先生返回给我的电子版论文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生先是不厌其烦地修改我的论文长句：重新断句，修改语法结构，但这样大概做了几页之后，先生意识到这样的语句表达是一种习惯，并非是偶尔为之。先生只能急迫地告诉我，要求我修改，而对于我来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相当于又一个从头再来。
我不怕从头再来，真正让我今天想起来都后怕的是，到了面临答辩的前两个月才集中暴露积累了多年的不良学术习惯，太晚太晚了。像赶火车，火车巳经徐徐开走了，你才丁零当啷地拿了许多行李赶到了站台，没关系，火车走了，还有行李，行李里有吃有喝啊，但打开行李箱，里面都是些华而不实无法烹饪的无用食材。喜欢写晦涩难懂的西化长句，这种学术表达习惯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就以看翻译过来的西书为上，句子不长不晦涩便自以为不学术。二是曾经一度以北大的戴锦华先生作为学术偶像，拙劣地模仿了她汪洋恣肆的写法，故意在中心词前面要加好长好长的定语，故意将学术概念累加学术概念，名词叠加名词，这种拙劣模仿的结果充分体现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跳脱出来的是词语，而语句则让人不知所云，更遑论观点何在,是否清晰了。
改变错误或许简单，但改变习惯太难太难了。连着几个晚上彻夜不眠地修改成了以后两个月的生活常态。我常常怀疑会不会因为焦虑第二天一觉醒来便一夜白头。北京的那个春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像以往一样刮风吗？花坛里的花开了吗？我都已经无暇顾及了。带着干粮早出晚归，在图书馆的小自习室里一天一天地待着，春天就过去了。先生知道我的压力和焦虑也担心我的承受能力，悄悄安排了赖师兄看顾我。终于，我在答辩的日子要到来之前最后一个提交了论文。最后一个从论文写作的折磨中走出来，我却是第一轮享受到顺风顺水地完成答辩并取得博士学位的一个。当然，这种幸福，如果没有先生的保驾护航，是不可能有的。
博士论文写作的经验是惨痛的。基本表达，这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差点让我的博士论文毁于一旦。自己当了老师之后，我在学生的基本功和学术习惯，尤其是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上近乎苛刻，根源也在这里。
《大智度论》卷十七中有这样的话：“实智慧从一心禅定生,譬如燃灯,灯虽能燃，在大风中不能为用。若置之密室，其用乃全。诚心中智慧亦如是。若无禅定静室，虽有智慧，其用不全。”印光法师《复章道生书》中又说：“譬如一灯只一灯之明，若肯转燃，则百千万亿无量无数灯，其明盖不可喻矣，而本灯固无所损也。世人不知此意，故止知自私自利，不愿人得其益。”比起“春蚕”与“蜡炬”的比拟，我觉得用“转燃之灯”来比拟教师则更为恰当。我是从先生那里学到为师之道和为学之道的， 有的是简单的模仿：比如我会看先生的课程视频来体高自己的教学能力；比如我的指导本科生和研究生论文的习惯完全来源于先生；比如对学术研讨和读书报告系统的沿用；比如对王门学术理路和学术传统的关切但先生的燃灯的光亮里，更为重要的是：要善良、要正气、要独立、要干干净净。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怀有八个月的身孕，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宝宝的动静，我希望宝宝从现在开始就认识先生，尊敬先生，并感恩先生的眷顾。
文/马聪敏
